库存：中国书业必须解开的结

图书库存犹如人体内的脂肪，太多则成为累赘，资金无法周转，新品种无法购进；太少则无法维持正常的消耗，寒冷不御，销售中会出现断档现象。

1.出版社方面的自备库存，为的是添货不断档，并保证年内几届订货会后能及时供货。在目前国内印刷业尚未达到“立等可取”的情况下，出版社保持一定数量的库存显得尤为重要。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小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鲁迅全集》，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等品种早已成为名牌常销书，虽有如山的堆积，但也经不住纷飞般添单的蚕食，潜在市场巨大，这类库存就算合理库存。

与这些名社好书相比，那些新生代中的出版社便没有这般幸运了。国内出版社的设置上，有中央、地方、部门三条线，中央有什么出版社，地方也效仿有之，部门亦然。这种设立不是按文化资源的丰瘠、编印基础的优劣、读者分布的多寡等等自然法则、出版规律配置的，而更多强调的是地域均衡、部门协调。各省出版机构大致都由一个综合社、一个文艺社、一个少儿社、一个教育社、一个古籍社、一个美术社等十个左右的出版个体组成。从理论上讲，出版社多了，平均年出书便少了，同类图书多了，一本书的单位印数便少了，于是成本上升，效益下降。为了不至于形成亏损，便须提高定价，将危机转嫁给读者，为了争取订数，便以回扣作暗器，又将危机潜移给销售店。出版社最直接了当的扭亏增盈法是出卖书号。如此，一批有害社会的出版物便披着合法外衣，登堂入室。为了在竞争中赶速度，抢市场，难免忽视了编校质量，衍出“无错不成书”的新谚。出版社建设上的重复上马，可以说是行政职能的延伸，是计划经济余晖的夕照。这一特性加剧了选题上的竞争，却制约了出版事业人财物有序流动的可能。与国外相比，国内现有出版社基本上都处在不大不小这么一种规模上，其多在四五十人至二三百人间，年出书品种一百至四百种间，年销售在二千万至两亿元间，年利润在七八十万至千万元间。由于缺少联合、兼并与大竞争机制，使其发展不快，扩张不力，因而很难形成规模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挤在一起，重复着低水平线上选题碰撞、互相模仿式竞争的原因，这一结果又必然造成库存积压猝不及防地发生。

2.1995年末全国图书库存为69亿元，至1996年底便陡升至117．52亿元，增幅为70％，而此间的销售额为266．62亿元，增幅为43．1％，图书库存所占份额为44％，即每销售百元图书，就会有44元的库存。

随着图书出版热点的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从追逐畅销转到力求常销上来。就销售店而言，其竞争的焦点已集于品种多寡与服务质量好坏的实力角逐。据测算，一般书店的月销售品种要占到全部品种的80％以上，20％的销售增长有赖于60％的品种增长。据杭州市新华书店1997年10月5日、16日、28日时段POS销售系统随机抽取的销售情况看，销售在1—5册的品种占全品种的95％以上，码洋占70％左右；一年之内销售在30册以下的品种达66199种，占其品种总数的80％，而此时该店的上架品种为5．4万个。1996年末，上海市新华书店系统图书总销售为16．46亿元，同期库存为11．84亿元。图书市场的平缓化，读者需求的多元化，使这一竞争成为实力的较量，其实力所在就是看谁更能承荷得起库存包袱的压力。

延长了的销售周期，使库存与积压两者间的概念须重新界定。库存结构直接反映着业务人员的素质。二渠道经营之道就是以畅销品种为法宝，迅速抢滩市场，以追求短期收益，化解资金之窘。而主渠道的运作特点决定了其在常销品种上的优势，若一味追逐畅销，半拍之慢便能致人泥潭，因为畅销品种的寿命正在被不断缩短。1994年热销的三维立体画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被市场无情抛弃了，而主渠道几个月后的来货，未等上架已成积压。

3.1994年图书单价17．3％的上涨、1995年26．8％的上涨，使人均购书册数下降，年均印数也从6．88万册降至5．79万册，并形成了一方面销售总额连年递增，一方面销售比重徘徊不前的局面，1995年末全国图书库存因此攀升至69亿元。近年来，图书市场的整体冷与各地越开越多越开越大的特价书市的热，着实反映着书价因素对图书市场约束力之强劲。新书打折使读者对书价产生了不信任感，与销售店产生了争取更大折扣的念头。定价应由生产成本、产业及商业平均利润所组成的生产价格决定，定价与实际成本的悖理，必将造成行业内的失衡，殊不知产供销间当是利益均沾，出版发行读者间当是相互依存的，对于体系中的任何一环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降低图书之生产成本、发行成本，使其保持在多数国民能够接受的价格水准，是激活图书市场之关键。一味靠特价书市、打折出售而降低库存的作法，无疑在重蹈非良性循环的覆辙。

提高重版率是出版社走出经验备货而造成的脱销或积压怪圈，变一次性预测印刷为几次计划型印制的必由之路。按目前的成本核算，其理想的开印起点为3万册，而许多品种却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无奈，有的出版单位要么枪毙书稿，不予付梓，要么经验备货，铤而走险。市场的培养需时间和耐心，重版率的提高也反映着我国出版业正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1996年国内出版业之重版率已达到了相当水平的43．6％。金盾出版社1993年出书117种，重版次数达426种，1994年出版510种，重版者400种，之后该社的重版与初版比一直保持在3．8∶1间，高重版率是“金盾经验”里重要的一条。上海辞书社1983年出版《唐诗鉴赏辞典》，至1995年已重版14次，1995年中华书局的重版率已达55％。重版率的高低无疑可成为衡量出版社综合实力的一个尺度。建立出版社、书店、读者间的供求反馈系统，是图书实现重版的一个前提，而国内出版业的现状正是缺少成体系的沟通网络。一般读者要了解出版信息往往要到书店抑或阅读专门的报刊，书店的宣传也只是门口摆一块黑板，贴几张海报而已，固守着几十年的传统。大众报刊、电视中的广告由于费用大，尚无哪家出版社能承受得起，所以图书讯息还多是在文化人圈内靠口耳相传散播着，传布速度缓慢，与其他产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业务进货、门市销售式的进销脱节是造成销售店库存的又一原因，业务人员了解出版动态，而门市人员了解读者需求，显然进销合一有益于化解这对矛盾。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小型综合门市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而组建形式不一的各类专业店，更有利于对进货尺度的把握。

寄销形式下的退货制，使出版社与省级店批销中心肩负起了码洋互换、余缺兑给的调剂功能，它是物流的逆向运动。调剂制的存在也可消除销售店对库存的畏惧，它是批发商业务的延续、服务的完善。只有将库存风险从零售环节稀释，才可使其充分发展并完善壮大，使图书品种通过这一管道顺畅地最大限度地得以与读者见面。